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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学概论》:博闻广识,培养学习能力与兴趣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2日
 

 

博闻广识,培养学习能力与兴趣

                             ——读《儒教与道教》有感 

 

近期,我中心2013级文博专业的学生在吴卫国老师的带领下认真研读了《儒教与道教》,受益匪浅。通过学习宗教贯穿于社会结构、道德、制度以及士人阶层等中的盘根错节,对比了不同的宗教以及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汲取马克思韦伯的学术思想反思自身对专业的学习与发展,收益颇多,在此列举一二:

1.祛魅的比较

近代历史过程的核心是“祛魅”,即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迷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韦伯所说的“祛魅”,本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统治与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理性化)中,通过启蒙的方式呈现给人们一个逻辑的和经验的社会。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宗教的理性化程度体现在两个尺度:一为该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二为该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该宗教自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韦伯认为清教在面对巫术具有前瞻性的否定思维,而儒教却诱导性的利用巫术来增加与国民的亲和力。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的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的支配这个世界。   

2.宗教比较

儒教与民间宗教的分离有着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士大夫学说而不是民间宗教信仰。但同时,士大夫的支配地位不是彻底的,巫术和民间崇拜依然在发展。“崇拜祖先神灵所具有的神秘力量,是受到国家承认的‘俗世宗教’信仰的内容。至于其他民间宗教,实质上是混杂了所有对巫术和英雄的崇拜,毫无系统性可言。”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鬼神态度都是敬而远之的,这就决定了儒教的入世倾向和务实,把信仰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儒教信仰不是上帝而是皇权和官权。

在韦伯看来,与佛教的“拯救”说不同,儒教提倡“礼”是在帮助每个人在等级社会中清楚的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不至于迷失,是在帮助每个人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中国的儒家缺乏古典清教徒所特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性的、虔诚的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清教伦理的基础是“对‘世界’的强烈的、庄严的紧张关系”,而儒教则是“把对现世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理性伦理。”  

3.城市的比较

中国缺乏城市独立性,城市的兴盛主要不是依靠城市居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冒险精神,而是依赖于皇室的统领功能。这种具象化的偶像崇拜与资本主义中强调自由贸易是冲突的,因为自由贸易的本身强调的就是平等的交易模式。“城市”始终都是典型的“异乡”,并不是自己的“家乡”。

中国的城市中缺少群众政治力量所组成的能和政权对抗的团体。西方的人民在这一点上就远远强于东方,他们在遇到不公平时会利用这些政治组织与城市的封建领主开战,以争取城市的自主权。而中国城市的居民表达不满的方式只有通过愚蠢的暴动,缺乏一个整合的领导力量,反而起到了一个事倍功半的效果。

4.孝的比较

“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极大的覆盖面。“只有作为社会基本义务的孝的侵害,才是儒教徒的‘罪孽’。”《孝经》开篇即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阐明了通过“事君”而达到“立身”的孝道,才是宣扬孝道的真正目的。如源于《史记》、流传于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小说《镜花缘》、《隋唐演义》、《二十四孝》等经典著作中“割骨疗亲”的故事。

马克斯·韦伯认为“孝”的思想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的官宦制度中。韦伯认为在家产制国家,官员会认为孝是所有其他德行的源头,是无条件的纪律之奉行的试金石和保证,是官僚体制最重要的身份义务。而西方人存在的是一种不失去自我的一种理性的孝文化,与中国孝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孝文化更为简单,缺乏一种社会意义。 

5.儒教与官僚制度

为了争夺官位和俸禄,官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他们不可能联合成为封建性质的贵族团体。儒教与官僚统治立于同一战壕,在精神上与政治上牢牢钳住了中国人;而它们之间的这种组合关系也如榫卯一般紧紧咬合,历经时间前进而而在中国的历史中日久弥坚。马克斯韦伯认为,儒教信仰的卡里斯马性质是迎合官僚阶层自我保护的利益的需要。 

6.儒教、科举制度与士人阶层

韦伯在书中还将中国的士人阶层与印度的婆罗门进行了比较。平民阶层通过努力掌握了知识与才艺后便能成为士人阶层。因此,科举考试成为士人阶层一个主要的保障。

但所谓的文化统一不过是皇室用来统治的武器而已,就像印度的婆罗门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所以文人虽然在这个时期地位大幅提高,其实自身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执行者。“士”阶层一旦形成,对于具备“卡里斯马”的国君,便起了监督与斧正的作用。如果史书记载可信,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士”认可的“王上”从来不是当世君主,而是他们信奉的儒家经典里的“尧舜禹汤”。     

7.与专业的结合——“价值无涉”的研究方法与瓷器鉴定

 “价值无涉”的研究方法准则,就是科学研究工作不应使用价值判断,而应当采用逻辑判断,即客观地说明“事实是什么”,“事物是如何变化的”,即价值无涉。但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陶瓷鉴定来说实有借鉴之意义。在瓷器鉴定研究中,一件客观的存在的瓷器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而面对所要鉴定瓷器的本身就是面对一个事实,所谓鉴定即“通过研究与揭示历史文物的特征,掌握其发展规律,并用以达到正确断代目的。”(李辉柄《陶瓷鉴定学与方法论》)也就是说,瓷器鉴定应以作为一个事实的瓷器本身出发,通过瓷器的造型,纹饰题材,装饰风格,烧造方法,胎釉彩绘特征及年款等综合考虑,同时辅以科技鉴定,二者合理运用、互为补充、相互印证,并以此作为经验事实的客观依据进行判断,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韦伯将儒教与道教和清教分别作了比较,“儒教作为支配性的最终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这也正是该书主要问题的答案之一。《儒教与道教》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宗教分析得鞭辟入里,韦伯使我们国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尽管它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不可否认对于评估中国历史、穿透中国文化具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

 

                                                《博物馆学概论》全体师生

                                                    201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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